18岁的西尔维乌即将从被关了四年的青少年犯罪机构释放，对他即将获得自由的任何喜悦都被对他有限前景的绝望和焦虑所破坏 。他的母亲是在富裕的欧洲国家打工的移民，她的情感缺失给她留下了痛苦的空虚，她的短暂露面只会让她更加痛苦 。
一个见习的社会工作者在西尔维乌的内心深处激发了一些东西，即使她的不可控性更加剧了他的焦虑 。本片采用了非专业人员、手持摄影机和真实的劳教所环境，以实现其粗糙的、赤裸裸的自然主义 。
《圣诞节后的星期二》(2010)
导演：杜拉·蒙泰安
在新浪潮电影中，当家庭在危机中摇摇晃晃时，质疑自己身份的男性经常出现 。拉杜·裘德在《绝望老爸》(2012)中精彩地探讨了家庭功能障碍 。杜拉·蒙泰安的《圣诞节后的星期二》对婚姻(和中年)危机进行了敏锐的观察 。
银行家保罗必须在继续与妻子和他们九岁的孩子同居和公开与20多岁的牙科技师的婚外情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一种抵制道德说教的自然主义 。它也没有美化不忠，毫不留情地描绘了保罗在某种程度上愚蠢地创造的情感后果的全部严重性 。
罗马尼亚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承诺多于兑现，使公民对自由的意义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途径产生疑问 。在国内上演经过考验的价值观闹剧，是疏导这种更广泛焦虑的一种手段 。
《破晓时分》(2010)
导演：克利斯提·普优
许多人认为，克利斯提·普优是新浪潮的发烧友，他在2001年拍摄了一部关于可疑私营企业的曲折公路电影《无命钱》，在2005年拍摄的黑色喜剧《无医可靠》中讲述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公民被辗转于多家医院之间的故事 。普优笔下的人物往往会出问题，一方面是系统的无能，另一方面是荒谬命运无情的命运 。
他的代表作《破晓时分》显示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延续下去，他开始转向对异化、暴力和死亡的存在主义思考，与俄罗斯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类似 。
人们为什么要杀人？维奥雷尔的行为既有平庸的逻辑，又有深刻的神秘感，他是一名布加勒斯特的工程师，他在努力接受自己刚刚离婚的事实，离婚后精神崩溃并犯下了谋杀罪 。这是对处于崩溃中的男子气概的描述，也是对远比我们被灌输的信念更脆弱的社会准则的描述 。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自传》(2010)
导演：安德烈·乌日克
共产主义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了罗马尼亚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89年他被推翻并与他的妻子埃琳娜一起被处决 。这是一个许多公民希望能够忘记的时代，其特点是残酷的政治压迫和艰苦的生活 。
新浪潮电影人一直坚持认为，不应该忘记它的恐怖，也不应该听信官方的说法 。当其他导演讲述国家宣传所掩盖的日常现实时，实景拍摄的纪录片导演安德烈·乌日克转向了档案，从一千多个小时的现有材料中挑选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自传》，为这对强大的夫妇塑造了一幅绝非谄媚的肖像 。
他的这一宏伟的反抗作品指导我们在哪里以及如何去看，表明魔鬼就在细节中，对于那些愿意看到它的人来说，真相是不可抗拒的 。
《孩童姿势》(2013)
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
卡林·皮特·内策尔凭借《孩童姿势》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熊奖，表明全球对新浪潮中关于社会失败的尖锐讽刺的兴趣在2010年代并没有减弱 。影片的背景是当代的布加勒斯特，在那里，对精英和有关系的人来说，一切都可以商量，疏忽只是一个可以绕过或掩盖的小插曲而已 。
可怕专横的母亲和医生的妻子科内莉亚坚持认为没有什么能阻挡她娇生惯养的儿子巴布过上迷人的生活，甚至他喝了几杯酒后开着奥迪撞死了一个孩子 。
以贿赂为特征、几乎不涉及道德规范的腐败、错综复杂的权力体系开始运转 。科内莉亚让律师和医生在新的资金和旧的方法的恐怖表演中隐藏或掩盖证据 。
《不要碰我》(2018)
导演：阿迪娜·平蒂列
阿迪娜·平蒂列的首部电影《不要碰我》在柏林获得金熊奖时几乎引起了丑闻 。一些人不知道如何吸收这样一部超出他们舒适区的电影，另一些人则欢迎它的情感风险和激进精神 。大家一致认为，这与近年来主导罗马尼亚电影的以家庭冲突为主题的男性电影截然不同 。
它融合了纪录片和小说，与其说是一部戏剧，不如说是一个实验空间——一个治疗实验室 。劳拉·本森扮演的女性试图通过咨询家里的其他人来摆脱被触碰的不适，从慕尼黑的变性人到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已婚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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